中国影史回眸 | 20世90年代的商业电影变革

疯墩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大概不少人会瞬间回忆起无数经典之作，《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片被一再称颂。在当时，无论是纷繁璀璨的港片，还是内涵丰厚的内陆电影，都快速地崛起、繁荣、走向世界。
确实，80、90年代的中国电影，具有非常明显的转折意义，相当于中国商业电影的第二次发展浪潮，也为现在的中国电影产业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获得了合法性，市场机制与电影体制改革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打开了空间，而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源的参与为中国商业电影制作注入了活力。

商业电影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多年，电影生产基本是由国营电影制片厂把控，电影本身被纳入意识形态管理范畴，成为重要的宣传和教育载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与大众需求的关系并未被重视。
伴随着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期，电影创作也走出文革反思状态，开始了多元化探索。第五代导演崛起，电影制片厂体制改革走向市场，从而不得不关注大众需求，这一切都在给中国电影带来新的改变。
1987年是中国电影成果颇丰的一年，当年中国生产故事片146部，在风格多样化上表现出了明显特征，既有《老井》《男儿要远行》等现实题材影片，也有《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死神与少女》等艺术片，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同时在1987年娱乐片实现丰收，《最后的疯狂》《闪电行动》《黄河大侠》《少爷的磨难》等影片，将观赏性与艺术性做了较好的结合，使娱乐片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不过由于娱乐片整体数量增量、质量欠缺，在初兴的电视业与港澳台影视剧的冲击下很快衰落了。



▲ 《孩子王》 来源：豆瓣

中国商业电影最终是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二次崛起的。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由此，电影行业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 1993年1月，广电部印发《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电影企业改变计划性的“统购统销”及其带来的经济分配不合理现象。
  
• 1994年8月，广电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电影制片厂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向省市发行放映单位发行影片。
  
• 1995年，广电部发布《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打破了原16家制片厂的垄断，放开出品署名权。
  
• 1997年，广电部电影局发布《关于试行<故事影片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宣布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向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这一通知打破了制片厂的摄制垄断，为社会资本参与电影制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 1998年，广电总局印发《<故事影片单片摄制许可证>试行办法》，将电影制作的市场主体资格进一步放开。这些举措是中国电影制片体制的重大变革，为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参与电影制作提供了机会，为商业电影的发展打开了空间。
  

当然，只有制度的变革并不足以支撑中国商业电影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导演们并不擅长驾驭商业电影，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都承载着意识型态和教化功能，传统的美学经验并未被突破，对于反意义的商业化电影缺乏实际的操作。
这个时候好莱坞电影的引进成为商业电影发展的契机。1994年11月，好莱坞商业大片《亡命天涯》在国内公映，结束了中国观众与西方商业电影隔绝数十年的状态。1995年，适逢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和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繁荣的一年——史称“九五转机”。这一年，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账的方式引进了十部“进口大片”，包括《亡命天涯》、《红番区》和《碟中谍》等，满足了观众需求，也刺激了国产电影制作。当年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商业化意识的国产电影，如叶大鹰执导的《红樱桃》，张艺谋执导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 《甲方乙方》 来源：豆瓣

除此之外，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的加入也让电影制作变得更加多元化。1994年华谊兄弟成立，1997年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问世，不仅普及了档期的概念，还传播了商业电影的制作理念。在当时，冯小刚贺岁系列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新画面电影公司与张艺谋合作《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等，都是90年代国产商业电影的代表。
至此，中国电影艺术表达与商业追求有了更为紧迫的结合。其实，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面向大众，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带动社会效益，是已经被验证的规律。而在当时，商业片还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表达仍带着很强的烙印。

第五代导演的集体登场与商业转变

90年代的电影发展自然也离不开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的努力。
“第五代导演”，狭义是指1982年以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在电影创作上表现出文化观念、审美意向、创作风格上的某种共性，同时又做出了诸多创新，代表人物有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霍建起、吴子牛、张军钊、黄建新等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集体崛起，被约定俗成地认为是中国第五代导演。
为什么是第五代导演带来了中国电影的改变呢？一般来说，他们经历了文革10年浩劫的磨难，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想的洗礼，在80年代的中外电影交流中了解到世界电影发展潮流，对商业电影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电影与观众关系的理解也更深入。所以他们的影片更有张力、有一种冷峻客观的态度，以及更为先进的艺术表达方式。



▲《一个和八个》 来源：豆瓣

张军钊在1983年执导的《一个和八个》揭开了第五代导演的序幕，而后陈凯歌拍出《黄土地》、田壮壮拍出《猎场札撒》，第五代导演经历了第一个重要时期。1988年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问世，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得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标志着第五代导演正式进入创作的巅峰时期。
进入90年代，张艺谋先后拍出《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优秀作品，其中《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两度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五代导演包揽了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完成了华语影坛一大壮举。



▲ 《霸王别姬》 来源：豆瓣

同时，第六代导演们也在90年代纷纷执导电影，他们基本没有受到文革太多的影响，成长是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同时也经历了电影从艺术走入日常生活，还原为文化产品的无奈。所以他们这一代导演的典型特征是“叛逆与反思”，作品具有一定的纪实美学特征，代表人物有张元、陆川、王小帅、娄烨、贾樟柯、管虎等。
在第六代导演中，张元是最早的探索者，他1991年执导的作品《妈妈》就开始展现出不用以往的风貌，早期作品摇滚题材的《北京杂种》、同性恋题材的《东宫西宫》都体现出了边缘性和先锋性。但张元后期虽然保持着艺术电影的风格，却已经有了向主流和商业靠拢的倾向，如《我爱你》《江姐》《绿茶》。王小帅则以“独立电影”出道，最早的作品《冬春的日子》就是自己筹钱拍摄，脱离了中国电影放映体系，后续拍出了《十七岁的单车》等艺术电影。贾樟柯出名较晚，1997年才凭借《小武》获奖，后续执导《站台》《任逍遥》与《小武》形成故乡三部曲。
第五代导演虽然在20世纪末拍摄了一系列偏商业性质的故事片，但真正融入商业电影浪潮，是在21世纪初了。2000年《卧虎藏龙》上映，仅在北美地区就达到了近2亿美元票房。在电影工业化的推进下，以及海外电影的冲击下，中国电影有了较大的转变，知名导演们也开始了商业电影的探索，而如何将个人表达与商业诉求结合，成为他们新的课题。



▲ 《卧虎藏龙》 来源：豆瓣

张艺谋连续拍摄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多部商业片，其中2002年上映的《英雄》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提名奥斯卡金像奖和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奖项。商业表现上，影片在国内收获了2.5亿元票房，占据了当年总票房的27%，而且在海外也大受欢迎，全球票房共计1.77亿美元。不过这些电影在国内的口碑却一直下滑，远不如张艺谋上世纪末的作品。2005年，陈凯歌的《无极》更是将商业与艺术的冲突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在票房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口碑却很差，还因为电影诞生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都还在讨论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可以看到，在经历了前些年娱乐电影、粉丝电影的泛滥后，观众对于仅以盈利为目的的电影已经产生抗拒，关注的重点回归电影内容本身。《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兼具口碑与票房的电影逐渐涌现，这估计也是一代又一代导演希望看到的局面。

结语

上世纪90年代是让人难忘的时代，港片辉煌，内地电影逐渐走向世界，一部又一部经典影片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绑定着我们独有的情怀。像此前的电影史一样，90年代的电影之所以不断取得成就，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的，这中间少不了国家政策的推进支持，也少不了民营经济的参与，更少不了一代代电影工作者们的努力。虽然隔着20年，那个年代已经不再，但我们应该相信，中国电影在整体审美变迁下，正在走向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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